3. 通过简单的比喻和道理来说明事物合理吗？比如用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

简单地来说，比喻是一种大脑很重要的运行方式，它对我们的理解和创造都极关重要。然而，要用它来确定一个命题的正确性，则并不十分合适。比如，我要是把“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换成“一根针和一把针”，比喻就变得荒谬了：就其常用功能来说，一把针根本没有一根针好用，甚至根本不具备“针”应该具备的功能。

就这个具体的例子来讲，这个比喻有助于理解本质原因。我们从这个比喻中感受到的“共性”是：在这两个例子里，整体的某个量随着整体中（相同）个体数量的增多而增加。“一把筷子的强度比一根筷子高”：我把这称为（泛化的）原型I。在原型I中有两个对象：“一把筷子”和“一根筷子”，和一种性质——强度，我们在这里用\(p\) 表示。而”一把筷子“由多个”一根筷子”组成。然后我们对“原型I”进行抽象化，得到“如果\(B\)由多个\(A\)组成，那么\(B\)的\(p\)值就高于\(A\)的\(p\)值”。那么我们把对象\(A\)和\(B\)换成“一个人”和“一群人”，把参数\(p\)替换成“力量”，得到“一群（团结的）人的力量比一个人的力量大”，然后意识去检验这个命题并发现它和很多经验可以较好地对应，就承认了这个结论，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这个比喻的有效性，以及更加认同比喻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然而我们要是换一个原型II：“一把针在人工缝纫中的穿透能力比一根针低”，那么用它他来类比人的团结，显然就不适合了，因为它的抽象形式“如果\(B\)由多个\(A\)组成，那么\(B\)的\(p\)值就低于\(A\)的\(p\)值”和”原型I“的抽象形式正好相反。在这里类比自然就会失败。正因为类比就一种思维方式本身来说，时而成功，时而失败，所以我们一般并不认为类比会带给我们确定的知识。当然，人们在实际类比中，并不需要明确地抽象出原型的抽象形式，而更多地是基于一种本能。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进行了一些抽象，而这种抽象是经常是本能的，而不一定是形式的。

在我的哲学体系中，我把“比喻”称为“类比”，或者直接把它归入比类比更为广泛的“泛化”——如果两个事物\(A\)和\(B\)有某些类似的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A\)具有的性质\(B\)可能也会有。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我们在盖高楼时，发现用一根钢筋强度不够，我们就可以用“原型I”得出使用“一把钢筋”的想法。有了想法，我们可以对这种想法进行理论计算和实验证实，来确定这个想法的有效性。更一般地，人们从“任何两个自然数都可以相加”这个原型，通过泛化产生了“任何两个自然数都可以相减”的想法，进而引入了零和负数（我们这里规定自然数不包括0）；通过泛化产生了”任何两个自然数都可以相除“的想法，引入了分数。正是人的泛化倾向，引导人们一步一步从自然数得到了整数、有理数、实数和复数。然而，泛化只能产生想法，而不能确定它的可行性和正确性。泛化出来的想法，经常需要进行调整来让它真正可行。比如我们要允许任意两个自然数作减法，就必须要把数集从自然数集扩充到整数集。而这个过程发生的大概机理是：否定倾向引导我们去试图去否定泛化的结论，来得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然后我们使用调整倾向来调整我们的想法，然后否定倾向继续去试图否定这个调整过的结论，如此循环。当最终得出我们尝试很多方法都无法否定的想法时，我们就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了。

所以，比喻、类比或者说是泛化，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功能是创新和给人一个大概的整体理解，而不是确定一个判断的正确性——那是否定倾向负责的领域。充分发展人类的所有潜能，而不滥用其中的任何一项潜能，是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当代，泛化倾向经常没有得到重视，因为书本上一般只陈述一个理论或一个系统的最终形式，而不是探求那个想法最初是如何来的——而这正是泛化倾向的用武之地。贬低泛化而强调创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自相矛盾的。当然泛化倾向只是创新的来源之一，创新还有着其它思维上的来源——但无论如何，新的想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读者，请参考《哲学的重建》中的第14章“泛化倾向公理”和第16章“否定倾向公理”。要想完全理解这两个章节，还要阅读之前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