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主客关系及其泛化¶

认识中的主客关系，或者说是心物关系，历来是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在此，我们暂不对哲学史上的各种观点加以论述和说明，而只在本书的体系中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21.1. 主客关系与多重世界¶

主客关系，意在说明认识是一个由主体和客体组成的整体：就认识本身而言，我们既不能脱离主体去讨论客体，也不能脱离客体去讨论主体。在本书的体系中，客体的存在多种多样，它们甚至存在于不同的世界里：比如具体的事物存在于经验世界里，而抽象的事物存在于概念的世界里，而概念的世界又有很多种。然而主体却是同一的：无论我在认识经验世界中的苹果时，还是在认识概念世界中的抽象理论时，我永远都是同一个我。而“我”这个可以不经转换而同时存在于不同世界中的“超世界存在”，正是沟通不同世界的桥梁。但也恰恰因为如此，我们往往忽视，对认知主体而言，我们所说的客体并不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之中：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不把多重世界理论作为一个公理。事实上，即使不从认知主体的角度来看而从物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苹果的认识或概念对应大脑中的神经元和生物电：这与真实的苹果也仍然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东西。

我们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多重世界。比如我们看到一个感官世界中的苹果，我们头脑反应出“苹果”这个词，而这个词是在概念世界，或者说是符号世界里的。同样，我们在书上看到”苹果“这个词时，会在头脑中反应出苹果的概念和形象，以至于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两个存在，即“书上的苹果这个词”和“具体的苹果”，对应起来。这种原本独立的符号和实物（都是感官世界中的对象），通过思维却能产生了联系的现象，被称为语义三角。

不论是对象化，还是事件化，都是主客关系的体现。

21.2. 简单事件的原型¶

按照认知发生顺序，一个胎儿最早可以认识的事件，只可能是以他为主体的事件。这是因为，虽然胎儿有体感、听觉和味觉，他在子宫中难以得到足够多的光线来形成清晰的视觉。而对人类而言，要认识到自身不参与的事件，在视觉起作用之前是不可能的。比如，一个胎儿虽然可以听到两个物体碰撞的声音，但他能感受到的只有声音，而无法知道这声音究竟是如何发出的。但在有视觉的帮助下，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声音是两个物体碰撞发出的，在以后也就成了经验的一部分：我们以后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就可以推断声音来的方向上可能有两个类似的物体发生了碰撞（泛化倾向的表现）。

因此，对于一个胎儿而言，他经历的事件大多是“我感觉……”（通过体感），“我听到……”，“我尝到……”，以及“我推”、“我踢”之类的动作。在这里，前三个事件是“感官事件”，后两个事件则是“动作事件”：然而这在一个胎儿那里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胎儿并不理解他听到了声音是因为“声音传到了他耳朵里”而不是“他主动去听”。

这正如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们对视觉的看法。恩培多克勒一般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系统的光与视觉理论的人。他认为，人之所以会看到东西，是因为人的眼睛会“发光”并“接触”到物体。这种观点被柏拉图和欧几里得所采用，虽然它被亚里士多德所拒绝。有研究显示，在2002年仍然有大概半数的成年人相信这种理论。然而，虽然在解释人的视觉上，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但它稍作修改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蝙蝠和海豚的“回声定位”：即主动地发出超声波来探测周围的事物。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确定，人首先认识的简单事件，都是以“我”为主体的。

简单事件的原型，是“我”直接参与的简单事件，特别是以“我”作为动作发出者的简单事件。

21.3. 事件化中主体类型的泛化¶

婴儿在出生后就有机会去认识其他种类的事件。他在刚刚睁开眼睛时，他眼前呈现的就是一个动态的世界。他会通过五感，完成对周围物体的对象化。最先被对象化的，应该是“妈妈”和“妈妈身上的某些器官”。他感到了妈妈与自己的相似，比如我会动，妈妈也会动。在泛化倾向的作用下，他把“我做某件事”这个认识“事件的原型”，推广到“妈妈做某件事”，然后进而推广到“其他人做某件事”、“动物做某件事”甚至“物体做某件事”。

这种猜想的另一个例证是泛灵论，或者叫万物有灵论。泛灵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有灵魂、都是像人一样可以思考和获得经验的主体。它在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中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泛灵论经常作为迷信或宗教（比如神道教）出现，在我看来，它本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知基础。这就是类推倾向在把主体类型从“我”推广到“物”时，原始人可能把“我的灵魂和认识”也一并推广了过去。况且，古人对摩擦力和惯性缺乏理解，他们认为“我只有发力或运用能量才能运动”，所以他们看到太阳在运动，会觉得太阳自己在努力地运动，或者是神推着或拉着它运动（泛化倾向的结果）。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太阳神就有七位；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四匹火马拉着的太阳车；在玛雅文明中，人们甚至要将尚冒着热气的心脏（能量的象征）献给太阳神托纳蒂乌，以保证太阳能正常运转。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甚至提出了“儿童泛灵论”：他认为儿童在早期发展的某些阶段，会倾向于把无机物看作有生命、有意识的东西。这在儿童读物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里面的太阳公公、山神等存在：这些形象在儿童读物中的频繁出现，正是儿童认知偏好的选择结果。文学中的“拟人”手法可能也是这种早期心理对后来人类思维的潜在影响。

这种由人及物的泛化，还有着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语言。我们在谈及一个与人无关的现象时，比如“小球A撞到了小球B”，我们仍然有一种倾向去认为“小球A”为施动者，“小球B”为受动者，就像我们谈及“小张撞到了小李”时一样的感觉。当然，一个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成年人，这种感觉可能已经很微弱，因为我们从客观的角度看待过太多这类“客观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了。但这种感觉，仍然顽固地体现在“主语”和“宾语”这些语法名词里。很多读者读到这里大概会问：既然在这个例子中，“物”作为施动者的感觉已经很微弱，可能我都感觉不到，你怎么能说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呢？那么，现在我就可以把这种感觉“放大”。我们对于物作为主语的简单句，司空见惯的只有动词是不及物动词（一价）和单及物动词（二价）时的某些情况。即使在二价动词的情况下，我们在上述例子用“撞”做谓语很自然，用“推”和“打”做谓语一般就很奇怪。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习惯，另一方面是因为“撞”这个词的主动性原本就比“推”和“打”稍低：即使在运用在两个人身上时，也可以表示两个心不在焉的人碰巧撞在一起。然而在儿童的世界里，说“小球A不高兴，打了小球B”好像又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妥：这正是因为儿童仍然有着强烈的把“有情绪和意识的我”泛化到物上的倾向，而作为成年人，我们也下意识地理解儿童的这种思维。再进一步，如果动词是双及物动词（三价），这个句子几乎必然用“人”作主语（可以是一个人、一群人或人组成的机构）。我们能否想象，一个物作主语的简单句，带两个其他的物来作宾语？比如我们能否把“我给你书”或“我把书给你”，泛化成“小球A给小球B小球C”或“小球A把小球C给小球B”？试想我们如何可能在一个四价动词支配的句子里，比如“我赌你100块钱他不会来”，把所有四个配价都换成物？作为成年人，我们会有一种感觉：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这个主语指代的物“成精了”？或者像在童话里一样也有着自由意志（因此在童话那里这样做倒是没有任何问题）？是的，我们能想到的唯一可能就是把这个物直接拟人化，当成人一样来用。因此，语言中的各种语言机制，都以“把人作为主体的事件”为原型，并且其中几种简单的情况下，可以把主体成功泛化为没有意识的物。也只有在有意识的对象作为主语时，语法结构中所有的潜在可能才能被完整地表现出来。

21.4. 对象化与事件化的本质区别：主体的视点和参与程度¶

在“事件模型”中，主体的参与程度更高，使用内部视点、更主观

我们在采取“事件模型”时，会有一种或强或弱的倾向把“我”代入到事件主体中去。因此，我们说，在“事件模型”中，我们采取的是内部视点，即我们假想我们本身是事件的一部分，去感同身受地“体验”这个事件。

在“对象模型”中，主体的参与程度更低，使用外部视点、更客观

虽然我们在对经验世界进行对象化的时候，无法完全独立于事件，但我们仅依赖于“感官事件”，即五感要起作用就必须依赖的事件。感官事件本身经常没有明显的、可被明确感觉的动作特征，比如被动地看和听，或者只有有限的、仅用于配合感觉的动作特征，比如转头、比如抓握和抚摸。

对象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感觉器官对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和意识下属部门的自动处理。

视觉、听觉和嗅觉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动的。比如我们说我们去看，而事实上是光进入了我们的眼睛引起了一系列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有一定的自由度，比如我们可以决定看的方向、眼睛睁开的程度等因素。
味觉的被动性要差一些，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吃什么。然而它依然是有被动性的，因为食物究竟会激起什么样的味觉，仍然是由食物本身的性质和我们味觉系统的构造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对食物味道的想象和预期来决定的。
体感也经常是被动地接受外在的刺激，比如风给皮肤带来的压力、摩擦力和热量流失等。然而，在我们用触觉来进行“对象化”时，我们却经常是主动的。触觉可以被分为主动触觉和被动触觉，而我们在进行对象化时，往往会使用主动触觉，即会主动移动感觉器官来更好地进行对象化。而当我们使用了主动触觉时，比如“盲人摸象”，我们事实上是用一个或一系列“动作事件”组成的“感官事件”来进行对象化。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事件，我们既可以把它放到“事件模型”中去认识，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放到“对象模型”中去认识。在我们使用“事件模型”时，我们总有一种或强或弱的倾向去把自己代入为事件的主体而不管这个主体究竟是不是“我”。在我们使用“对象模型”时，我们则采用一种外部的、客观的视点，倾向于把事件理解成一种独立于“我”的存在，即使“我”是这个事件中的施动者或受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