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重构哲学的原则和方法

要建立一个的哲学系统,首先要做的是给它找到一个好的基础。 它首先需要是稳固的,这样整个哲学系统才能是稳固的。 它还必需是简洁的,这样我们才能建立结构清晰的哲学系统。 这个简洁的基础同时又必须可以支撑一个足够复杂的哲学大厦:这是由哲学本质涵盖内容的丰富性决定的。

而广泛的,这样这个哲学系统才会有合理的结构和丰富的内容。

在古典时代,哲学家关心的是本体论。 关于世界的本质,泰勒斯说是水,赫拉克利特说是火;毕达哥拉斯说是数,德谟克利特说是原子; 阿那克西曼德说是冷热干湿,恩培多克勒说是水火土气,中国古人则说是阴阳五行。

到了近代,哲学家的目标转向了认识论。 他们开始明白了人类的知识的界限,所以把目标从“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转向了“我们可以认识什么”。 但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大致分为了两个阵营:欧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英美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 在科学的冲击下,一些哲学家开始致力于哲学的严格化。 康德的一个目标就是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 后来不管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罗素的逻辑原子论,都是把哲学进行严格化的尝试。

这里我们无意详述古今中外各家的观点。 我想指出的是,这些体系之间最本质的不同,是那个体系最高的评判标准。 这个标准在理性主义者那里是理性,在经验主义者那里是经验:他们并非不理解对方的逻辑的推理,只是不承认对方的那个最高标准。 如何确立一个合理的评判标准,就成了我们重构哲学第一位的工作。

哲学体系的评判标准:认知发生顺序原则

一个哲学体系需要一系列的评判标准。 在以往的哲学里,最高的标准可以是逻辑、经验、体验,凡此种种。 一个哲学体系选择了哪个标准,往往是由这个体系建立者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虽然那个建立者并不一定明确地清楚这一点。 如果说逻辑是最高标准,那逻辑本身从哪里来呢? 逻辑的合法性本身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经验是最高标准,那为什么经验主义哲学家会使用逻辑为经验进行辩护呢? 如果只有经验,没有逻辑,那是产生不了哲学的。

因果律本身需要凡事都有原因,这就造成了无穷的回溯。 所以使用因果律的方法就无法解释类似世界本原这样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只能对这种无穷回溯进行人为改造,比如引入第一因、引入上帝、或者引入公理。 为了解决其它问题,我们对这个体系可能还要进行其它方面的人为修饰。 但在这条路中,这个越来越严密的体系,却变得越来越人为化,越来越不自然。 它甚至可能固步自封,不惜排斥体系不能解释的真实事物,去维护这个体系,比如一些保守的宗教哲学。

人们可能说,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然只能无穷的回溯,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这从某种意义上当然是极有道理的。 但如果我们去问,因果律的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有可能跳出这个牢笼。 如果有比因果律更高的准则,那我们是否就有可能不需要进行无穷的回溯了呢? 而且,逻辑操作的对象是概念,那概念本身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我们把概念理解成语言里的一个词,那这个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现在我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例子。 虽然这个命题是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但我们继续追问下去:“我”是什么?“思”是什么?“在”是什么?“故”所表达的因果关系是什么? 这些概念一定被产生了,因为它们已经被应用了。 所以,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如何产生的呢?

如果一直按上述方法追问,我们不得不承认,概念的“发生顺序”比它们在一门具体学科中的“逻辑顺序”在哲学上更为本质。 例如,在自然科学里,我们首先定义本科学里基本的概念和量,然后通过方程来研究量之间的关系,最后研究如何把这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对象或事件。

而是概念、甚至非概念的东西,哪些是被一个婴儿首先认知,;哪些是不依托婴儿先前认知就无法被认知的; 或者在人类历史上,哪些概念或者非概念,是先被认识到的,哪些是依托先前的认识,才是可能被认识的。

在下一章,我将表明,如果我们尊重这个发生顺序,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普遍性的公理。 这些公理,将是我们下一章的主要内容。

1.2.1 例1:“对象化倾向公理”

小孩儿在学习逻辑之前就学会了说话,学会了数数。 他在说话之前就产生了概念:他是先产生了概念,才学会了这个概念在他母语中的表达。 如果小孩不首先认为所有的苹果具有相同的特质,可以也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他如何可能学会语言呢? 在产生概念之前,他从刚出生,甚至可能在出生之前,就开始了“对象化”。 比如他可以自发地把在视觉上具有某种连续性的东西定义为一个物体,自发地把在触觉上具有某种连续性的东西定义为一个物体。 如果他不没有“对象化倾向”,仅仅承认某个视觉里所有“象素”的颜色,而拒绝对整个视觉做整体化处理,那他可能连“妈妈”这个对象都不会认识,连奶水是什么也不清楚: 别说产生概念,他连活下来都成问题。

1.2.2 例2:“比较倾向公理”和“相等倾向公理”

世界中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苹果。 如果一个小孩儿,坚持认为所有的苹果都是不一样的,拒绝使用同一个词来指称苹果这个概念,这从逻辑上并无可厚非。 但这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的话他也永远不会学会语言。 这就证明了小孩儿会自发地把相似的对象进行比较,同时我们会把一些细节忽略掉认为他们是相等的(虽然在空间上并不相等)。 有了“相等的对象”,小孩儿才会学会数数。 人类的思维是如此的倾向于相等:他们先定义了相等,然后构造了加法,用相等的边来构造正方形,用到一个点相等的距离来构造圆。 要知道我们在对物理世界的观察中,从来没有完全相等的距离,从来没有完美的正方形,也从来没有完全的圆。 但这些几何概念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1.2.3 例3:“认识主体存在公理”

这也就是笛卡尔说的“我在”。 笛卡尔用“我思”来证明“我在”,这其实正是一个按照认知发生顺序进行的回溯。 只是他说的是“我在怀疑时,我必然存在”,而我说的是“我在认识时,我必然存在”,因为没有了“我”这个认识主题的存在,认识就是不可能的。

1.3 思维实验和认知公理

上面的例子表明,所以通过思维的实验,通过反思我们在思考中究竟做了什么,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知识。 虽然我们不知道大脑如何进行的对象化,但是我们确认我们在观察世界时,大脑确实做了对象化这件事情。 大脑的对象化功能是如此的广泛,它甚至是梦和幻觉的构成要素。 我们也不知道大脑是如何在不同对象之间进行比较,甚至为什么要比较,但是我们确认大脑确实有做比较这个活动的倾向。 这就启发了我们使用一种新的公理化方法:通过思维实验的证实。

目前我们常用的公理化方法有两类。

  1. 第一类是有关数学和逻辑的,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以下两种:

  1. 在逻辑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公理来自于直觉本身的认同,或者直觉上证伪的失败。 前者比如逻辑中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 但普遍认同不代表所有人都认同,比如直觉主义逻辑者就不接受排中律。 后者比如平行公理:在欧氏空间中,过直线外任何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之平行。 我们承认这个公理是因为我们进行了一个直觉上的实验,找到了这样一条直线,而在尝试找到另一条这样的直线时却屡次失败了。 而当我们构造出一个不一样的空间结构,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其它可能性,在那个空间结构中,这条公理就不成立了。 我们在学习几何学时,人人都在进行着这样的直觉构造(具体构造过程见后文),因为我们在构造的过程中遇到了一样的情形,所以我们才对几何学知识达成了共识。

  2. 在希尔伯特那里,公理化跳出了直觉的限制,它只要求这个公理系统是自洽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在不同假设下的不同系统,而在应用时只需去找那个符合条件的系统,这极大地推动了数学在20世纪的发展。 当然,希尔伯特的这种公理化思路得到了弗雷格的反对:后者认为他混淆了公理和定义。

  1. 第二类是科学定律。它们虽然不被称作公理,但却如同公理一般被使用。 人们相信它们的正确性,因为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里,我们都观测到了和它们的推论相符合的结论。

而我们现在要引入第三种形式的公理:认知倾向公理。 相比科学定律,它更类似于数学和逻辑的公理。 它们的区别仅在于研究的对象不同。 在这里,公理化的对象不是逻辑的形式、量的关系以及其它的数学结构,我们要进行公理化的是认知功能。 我们把所有的认知功能按照认知发生顺序原则进行回溯,直到达到不能回溯为止。 如果最终回溯到一个会被所有人或至少绝大部分人同意的命题,我们就称之为公理。 这种公理的合法性来自于:我们确认我们确实在做,或者倾向于做这件事情,或者一个人如果永远不做这件事情,那么他做的其它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成了不可能的。

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种公理上建立的体系和数学与自然科学里的体系不同。 在后者那里,我们需要一门建立无矛盾的体系,因为那正是科学和逻辑的目标。 在哲学里则不同,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构造一个自洽的体系,而是要构造解释力更为强大的体系: 比如我们并不要努力避免逻辑和科学的悖论,相反,如果可能,我们更希望能解释悖论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在人类的思维里,还有许多并不直接与科学和逻辑直接相关的部分,但在哲学的研究中,它们却都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

同样,“倾向化公理”和其它形式的公理还有一点不同:我们运用这种倾向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使用这种倾向。 我们公理化的是“倾向化”本身,而不是“倾向化”所做的具体事情。 如我们以后要讨论的,我们都有类比和类推的倾向。 虽然类比和类推的结果不一定正确,但我们还会继续使用它们。 只是经验丰富了之后,我们会对类比或类推的结论做更细致的逻辑检验和/或实验验证。 即使人类最精确的逻辑思维和数学思维,也被“罗素悖论”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是有所局限的。 这些认识倾向化本身,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即使这些方式不完美,我们也只能继续使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