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对象化

要想研究人类的思维,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语言,因为语言是思维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 虽然人类的语言纷繁复杂,不同的语言,不管它们是屈折语、粘着语还是分析语,它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思维结构。 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学会外语,才有可能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译。

任何一个简单句,都有两层的构造:1. 作为主语和宾语的“静态对象”; 2. 连结“静态对象”的动词。 当然,“静态对象”本身完全可以指向动态的事件,但它们作为主宾语出现时,思维就把它“包装”成了一个静态对象。 比如,在“跑步有益健康”这个句子里,“跑步”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事件,但当它出现在主语的位置时,它就被包装成了一个名词、一个概念。 所以,功能语言学派就认为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名词化。 这是人类思维进行抽象化的一种手段。 我们在本书中,就按照这个顺序进行研究:先研究“静态对象”,然后再研究“静态对象”之间的连结。

对象化倾向:以视觉为例

本章要解决的问题,是“静态对象”究竟从何而来。 首先,“静态对象”可以是具体的东西,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 比如,我们说“苹果”,这可以指一个具体的苹果,也可以指苹果的概念。 在“这个苹果很好吃”这个句子里,我们指的是具体的一个苹果;在“苹果是一种水果”里,我们指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集合,由具体的苹果组成的集合。

从逻辑的角度,要清楚我们说“苹果”指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苹果”进行定义。 但沿着这样的思路研究,我们遇到了困难。 苹果可以指真正的苹果,可以指雕塑的苹果,可以指画中的苹果,甚至一块儿看起来像苹果的天然巨石,等等等等。

按照发生顺序原则,以上从逻辑角度的研究是有问题的。 一个婴儿是先有了对具体苹果的认知,然后才有了苹果的概念,而不是相反。 苹果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没有见过玻璃苹果工艺品的人那里,他头脑中苹果概念的外延并不明显的包含苹果工艺品; 但在他见到一个具体的玻璃苹果工艺品之后,他对这个概念的外延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按照发生顺序原则,我们要先研究人们究竟是怎样认识一个具体的苹果的,然后再研究人们是如何从具体的苹果抽象出苹果的概念。

有人可能要问,首先研究人们怎样认识一个具体的苹果倒是有些道理,但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呢? 我要说,在人们时刻进行着的、早已习以为常的认识里,隐含着一个公理,这就是对象化倾向公理。 为了认识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的思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包装”,即把具有某种连续性或者相似性的东西放在一起包装成一个对象。 这种对象化倾向是如何的强烈,甚至可以得到我们后来在理性思考里觉得荒谬的包装:比如把一些临近的水蒸气包装成云,把原本相距极为遥远的星星包装成一个星座。

当然,我们不知道对象化是如何发生的,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对象化倾向。 但是我们确认,人类乃至其它很多高等动物都是有强烈的对象化倾向的。 否则,我们不会有语言,因为语言是由对象构成的; 动物也难以捕猎,因为这想要捕猎就首先必须把猎物对象化成一个对象; 甚至婴儿也很难活下来,因为它首先要对“妈妈”、“奶”、“食物”进行对象化,才能不被饿死。

正因为我们有了对象化倾向,才使得我们看一幅画和计算机处理一幅画截然不同。 我们看一幅画,会自然地看到很多对象:比如日月星辰、山水亭阁、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神佛妖魔以及男女老幼。 计算机则不同,对计算机来讲最自然的就是点阵:可以是黑白画里的灰度点阵,也可以是彩色画里的红绿蓝点阵。 要想让计算机产生和我们相似的对象化,就必须用算法来处理这些点阵。

我们不得不承认,计算机对一幅车的点阵描述比我们头脑里的对象化描述更为客观。 这不仅仅指我们的对象化描述可能会忽视很多的细节,更是说即使对人来说,我们的感觉器官对一幅画的最初感受也是点阵: 在左右眼视网膜上的两幅点阵,其中的点和视锥细胞或者视杆细胞想对应。 虽然从这两幅点阵到我们头脑中的对象化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来知道大脑到底做了什么。 首先,我们的意识得到了一幅而不是两幅图像,所以必然存在一个大脑机制对两个角度不同的点阵进行了综合,还在这个过程中使我们得到了距离感。 其次,我们并不是按一定的次序“扫描”头脑中的图像,而是会“自然地”注意到某些对象上。 所以,大脑中必然存在某种机能单元,对图像进行了“预处理”:它不仅按某种规则得到了一些对象,还附加上了优先级信息:在这个机能单元看来,哪些对象是更有可能被意识认为是重要的。

大脑中各功能部分的组织方式:金字塔结构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一幅大脑中各种机能的图像。 它具有一个金字塔结构,很类似一个帝国的组织。 在最上层的,是意识,其它的机能都为它服务。 在意识之下,有很多负责具体事物的部分。 他们受意识的指挥,为意识服务,向意识提供意识需要的材料。 但是,意识并不完全清楚这些下属部分的具体运作方式。 意识不知道负责视觉的下属部门如何地把点阵处理成了它所需要的对象; 它也不知道负责味觉的下属部门如何把负责把各种基本味觉综合成“对象化”的味道,比如“苹果的味道”; 它甚至不知道在它给负责记忆的部门下达“想一想”这个命令时,负责记忆的部门到底做了什么; 它连我们走路时,各块骨骼、肌肉和关节的控制是如何实现的:毕竟连三级倒立摆的控制都是很复杂的数学问题,而它和人体的各种运动相比却简单得多。 我们不知道这些部门如何运作,位于大脑的哪里,拥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 它们可能是集中式的也可能是分布式的: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完全是科学研究的课题。 但无论如何,我们能够确认,这些下属部门是存在的,而且它们所做的事情是意识所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着它们给意识的提供的素材。

虽然大脑不清楚它的下属部分如何运作,但它却可以去“训练”这些下属部分。 比如我们学习打球,大脑就会分析,如何能接到球,如何能不犯规,如何能让对方接不到球,等等。 然后大脑会用它的分析结果去训练负责运动的下属部分,给它下达一个目标和指示,让它去实现。 当然这具体是怎样实现的,意识并不清楚,事实上如果没有解剖学,意识连人体有多少块骨骼,多少块肌肉,多少块关节都不清楚。 但对意识的指令,负责运动的下属部门会进行分析,并给出具体的实现方案,具体到哪块肌肉如何发力。 在运作做完全之后,意识会对其进行检验,如果发现了哪里不对,它会向负责运动的下属部分发出新的指令,让它去修改。 在这个过程中,意识规定着目标,当然也有可能发在发现目标不合理时更新目标,并以此为标准去训练负责运动的下属部门。 当意识满意之后,它一般就不会再监督这个运动,除非它们有什么地方明显有问题而引起了意识的注意。 这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封装”:在下属部分可以轻易的完全这个给定任务以后,意识就不再对它进行干预。

这种封装,使得大脑可以以“串行-并发”的方式完成复杂的工作。 这里的“串行”,指的是最高层的意识活动是串行的:同一时刻我们只能明确的想一件事情,就类似于在语言中那样。 而这里的“并发”,则指大脑的下属部分在独立的履行着很多工作,而这并不明确的被意识控制。 比如我们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一边想事情。 既然我们可以同时进行走路和吃东西这两个彼此独立的运作,那这个负责运动的下属部分自身也会有其复杂的结构。 它必然是被分为控制不同部分身体运动的次级下属部门。 在每个部门里,也都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一直到最底层的部门,它们负责控制比如具体一块肌肉的发力。 意识到越底层的工作就越不清楚,事实上一些非常底层的工作不归意识管,比如心脏如何跳动、胃肠如何运动。 另一些事情意识可以宏观的控制,比如从整体上控制呼吸(如果意识想控制),但到了更具体的细节,意识则难以对它们进行控制。 对于那些底层的部分,意识缺乏与之直接作用的手段。 这比较类似于封建制:我们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回到打球这个例子。 我们在学习打球时,各个基本动作都需要很好的训练,都需要长时间专注的训练。 而在到了中级阶段时,各种打球的技能都变成了一种自然的东西,我们更需要专注的是更为高级的东西: 比如设定目标(比如进球)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比如如何设计出一条最优的路线,比如如何和队友配合)。 但如果在初级阶段时就仅注意那些高级目标,那么各个下属单元就不能被很好的训练, 甚至得到了错误的训练,最终这些单元也很难相互协作来完成意识下达的那个高级目标。

这种金字塔结构,还可以解释人类单步思维令人惊异的高效性。 虽然现在计算机在围棋上已经战胜了人类,可是人在下第一步棋时,思维迭代次数是极为有限的,业余的人大概就是几种到几十种,即使专业选手,一万次应该也是一个足够大的上界了。 而计算机则可以轻松地进行几千亿次迭代,最终险胜于人:这证明了人类思维单步迭代的有效性远远地超过了计算机。 人类单部思维的高效性,正是这种“串行-并发”模式的反映:意识层面的一部迭代的背后有很多并行工作的下属单元的工作。 它们的具体工作方式对意识是不可见的,但是它一定做了很多的复杂工作,否则人类的单步思维不可能具有这样高的有效性。 理解它们的具体工作方式,将是科学的任务。

在认识具体事物时对象化的运行机制

现在我们回到对象化的问题上,仍然以视觉为例。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认识实验来得到一些关于视觉对象化的知识。

首先,我们以两个视觉对象为例:一个是一块很大的正方形的红色,一个是一张小得多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 我们很容易意识到,我们的意识很快的就认识完了那块很大的正方形的红色,并且知道对于它不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认识。 而对于那一纸小得多的纸,意识则需要进行着复杂得多的工作, 它甚至不断调用下属部分,让它把里面的一小片字对象化出来:对于一个对一门语言很熟悉的人来说, 它的意识已经不负责每个字的第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而主要关心这些字联结起来表达的意义。 这个认知实验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认知能视觉的处理单元是“对象”而不是“象素”。

现在我们更进一步,去考查我们具体是如何完成对象化的。 在对象化的过程中,“连续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一块很大的正方形的红色,我们之所以可以很快的完成对象化,就在于它在颜色上的连续性。 对于颜色基本连续变化的线状物,面状物和体状物,我们都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个对象。 我们进行此种对象化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致于我们倾向把一条虚线对象化为一个整体,虽然从逻辑上来说,我们没有任何必要那样做。 同样的,在触觉上我们也倾向于运用连续性。 对于摸起来连续的部分,我们也倾向于被它对象化成一个整体。 通过使用“连续性”的方法,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对象,比如苹果、桌子、动物、植物,等等等等。

另外,我们进行的对象化,也会把以前对象化过的东西进行参照。 比如,对虚线的对象化是以对实线的对象化为参照的。 甚至给出几个零散的点,我们都可能把它对应到一个连续对象上,比如我们在划分星座时所做的那样。

更要注意的是,对象化并不一定合理,而且人们会去自发地验证一个对象化是否合理。 比如我们不仅去看一个苹果,去摸这个苹果,还会去尝试移动它。 它会整体的移动,以致人们更加相信这种对象化是合理的。 更有趣的是,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有多种合理的对象化可能。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鸭兔图:它可以被对象化为一只鸭头,也可以被对象化为一只兔头。 但需要注意的是,同一时刻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对象化。 意识可以向负责视觉的下属部门发布重新对象化的指令,但同一时刻,视觉部分给出的对象化只有一个。 在更广泛的视错觉中,我们可能把直线对象化为虚线,把同心圆对象化为漩涡,把相同的颜色对象化为明显不同的,以为相同面积的图案明显大小不同。

所以,视觉下属部分的对象化算法绝不是完美的,它还有很多改进空间。 比如在找不同的游戏中,对象化出来这个不同之处可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最优的时候,它远远快于枚举搜索,在最坏的时候,却可能远远慢于枚举搜索。 我们也可以明显的感觉,每个人使用的对象化算法都有所差别,有些人对这些不同的查觉远远比另一些人敏锐。 这就是天赋的体现:它不一定非要体现在意识层面的逻辑上,它也可能体现在这些下属部门的优越上。 当然,这种才能也可以训练,如果我们这种游戏玩得多了,我们解决它的平均速度一般就是会提高的。 这代表了视觉下属部门的对象化算法,在大脑的监督下学习下,被优化了。 但这种优化是有限度的:一些根植大脑深处的对象化模式非常难以被改变,比如以弗雷泽图形为代表的视错觉。

如果视觉下属部门的运作出了问题,那对象化的过程也会出现问题。 比如有空间知觉综合障碍的病人那里,会发生视物的大小误判、形状误判、远近误判等等。 当然,在盲人那里,感受器出了问题,视觉下属部门也遗憾地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我们只是说“对象化倾向”,而不是一定要进行“对象化”:比如我们不知道植物人是否对视网膜上的象素图进行了对象化。

无论对象化的结果是正确还是错误,大脑都顽固地坚持着进行着对象化,因为否则,世界就难于认识。 人们认识固体最为容易:它们有明确的边界,经常可以被整体移动。 对液体就稍微难一些,但它们最起码有明确的边界,使用容器也可以让它们有暂时固定的形状。 对气体的认识就艰难得多。 可能古人是先有风的概念,才有气体的概念,即是先意识到某种东西和我们皮肤的相互作用,比如给我们的皮肤带来的压强、摩擦力和热量传递(一般是热量损失), 然后以此来推测那种东西本身,即风,的存在。 试想,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除了他自身只有气体的世界。 他可能一会儿感觉到有一阵风,一会儿觉得身边的气体有一抹颜色,他对如何世界却可能无能为力。 那风和一抹颜色可能是唯一可以对象化的东西,但它们可能却是转瞬即逝、无法把握的。 在这个无法对象化的世界里,人可能陷入绝望。 这个例子听起来很奇怪,但其实它非常类似于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沌宇宙。 这个神话可能可能这样解释:在开天辟地之前,世界并非不存在,而是这个难以对象化的世界也难以认识。 在开天辟地之后,世界就变得容易对象化,也容易认识了。 在基督教的神创论中,上帝也首先创造了光:光正是视觉对象化的必须要素。 视觉对象化在所有的对象化里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精确的:所有物理量的测量,最终都是对某种视觉对象的测量,比如钟、温度计、电压表以及天平等等。 比如我们对于气温,更相信温度计而不是我们的温度感觉。

如果没有对象化,人类别说语言,连一个名词也不会产生,更别说理性思维了。 对象化倾向公理是一个最广泛的公理,因为如我们之前讨论的,我们确认它甚至广泛地适用于不是太低等的动物。 所以它也是我们认知过程中最主要的基石。

人类对连续这个概念的来源

连续这个概念,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 它在数学和科学中也十分重要。 可是,连续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呢? 要知道,现代物理学向我们表明,几乎任何的物理实在都不是连续的。 但这并没有否定连续这个概念在数学和科学中的地位。 这个量子化的世界,甚至是由没有连续的概念就无法定义的微分方程所支配的。

所以,连续的概念不来自于经验,它的合理性也不依赖于经验。 虽然如我们在后文将指出的,它们在数学里是可以被构造出来的,但是按照认知的发生顺序,它首先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被无意识地使用的。 一个小孩刚出生,它的视觉下属部分就开始使用连续性来对视觉图象进行对象化,而这远远早于他开始明白如何进行数学构造。

我们通过哲学思考,可以确认的人类最早地无意识运用连续这个概念的地方,是对象化。 至于有没有更早的,我们无从得知,可能科学将来会给我们答案。 对象化中被经常无意识使用的关于连续的概念或者直觉,也有极大的可能启发了人类之后用数学对其的建构。

更广泛的对象化

以上讨论的是在认识具体事物时,对象化的运行机制。 事实上,对象化倾向是如此的广泛,它的作用范围远远地超过了对具体事物的对象化。 比如梦中的对象,并不与现实的物理世界对对应,可能是大脑自己生成的。 再比如类似缸中之脑这种思维实验所展示的,如果我们不把和大脑连接的神经和感受器相连,而与一个发送同样信号的信号发生器想连,那对大脑的活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如果我们假定大脑的行为被大脑目前的状态和大脑接收的输入信号唯一地决定。 这里我们要注意大脑是一个有记忆的系统,它的当前的状态包括了对以前的记忆。

另一种对象则是大脑自己制造出来的。 被对象化的客体可以是我们在后文将会讨论的概念、事件、等等。 大脑在有了各种概念之后,就会对它们进行自由组合(我们在后文将讨论切分与组合倾向公理),去产生新的概念。 这些概念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这们的合理性最终由逻辑和理性判决。 大脑用各种动物的特点和人的特点拼凑出了“龙”、“天使”、“麒麟”等等想像中的生物。 它可以组合出“全能”这种概念,即使这种概念隐含着类似“全能的上帝是否可以造出一个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这种悖论。 我甚至听到别人问过:“那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 既然“那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已经被表达在了语言里,那我们必须承认它在语言的世界里存在,但我们同时必须又要承认它在逻辑的世界里不存在。

层级的对象化和世界

有了很多具体的对象,根据比较倾向公理相等倾向公理,我们会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分类,产生一些概念或者集合,不同的集合又可以放在一起形成更高一级的集合。 比如我们先从具体的苹果产生了苹果的概念,这也是一个对象,因为我们可以对它们的整体进行考虑,在语言中也可以把它用一个词包装起来来充当主语或者宾语。 然后苹果和其它的种类的果实放在一起,产生了“果实”这个概念(对象),进一步推广可以产生“食物”这个概念(对象)。

与此类似,我们对一个事件(比如一个主谓宾结构表达的东西)也可以对象化: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指代一个事件,或者说把一个句子进行名词化,或者说把一个事件进行对象化。 最终,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对象放在一起,称之为“世界”。

不同意义下的世界

我们知道,要想科学地讨论一个对象,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定义:如果我们使用不同的定义,那讨论则很可能是无意义的。 在哲学中,则更为复杂:光有对象在通常意义下的定义可能还不够,我们还要指出我们说的是在哪个世界下的这个对象:更精确意义下的定义应该包括这一点。 很多针对概念的哲学争论都是无意义的,因为争论的双方经常用着同一个词指向不同的对象,甚至不同世界里的对象。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概念在语言上提出来了,我们就必须承认它在语言世界中的存在性,如果它在内涵上包含矛盾,我们就需要同时承认它在逻辑世界中的不存在性。 另一个例子就是,根据现代物理学,连续性在物理世界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但连续性在数学世界中的存在性不容置疑。 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科学的研究中,因为领域自身的限定性,它们那里的定义究竟是在哪个世界下的,一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在明确规定一个“定义”具体是在哪个世界的意义下的这个问题上,20世纪数学家们的公理化工作是我们的典范。 比如数学家研究空间,首先就要定义清楚他到底讨论的是什么空间,由什么样的基本元素组成,基本元素之间允许什么样的运算。 比如他们会讨论度量空间、赋范空间、内积空间等等。 更广义的,他们定义了群、环、域这样的代数结构,以及网、滤子这样的拓扑结构。 数学家们讨论一个空间,会首先定义构成空间的基本元素是什么:比如所有的N维向量、比如所有的连续函数。 然后他们会规定可以对这些基本元素,或者在基本元素之间进行什么操作:比如加法、数乘、内积等等。

同样,我们研究哲学这个内涵更为广泛的学科,我们也必须定义好我们的讨论是对哪个世界而言的。 比如,讨论语言,我们考虑的对象就应该是任何存在过的、口头的或书面上的语言。 它们可以有语言错误,它们可以有逻辑错误,但它们都是语言世界里真实的存在。 语言的世界是自由组合的:任何在结构上允许组合的东西都可能被组合在一起,比如多个形容词和一个名词。 这种自由组合是先于逻辑判断的:我们先有了自由组合的得到的“概念”,再去判断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否合理。 如果某人在某时刻认为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合理的,那这个概念就有资格进入他在这个时刻的逻辑世界。 所以,每个人的逻辑世界可能都是不同的,而且一个人的逻辑世界在不同的时刻也可能不同。 人们经常以为他头脑中的“逻辑世界”是无矛盾的,后来发现并非如此。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三次数学危机

事实上,粗略地说,“世界”本身就是人脑按某些规则建立出的对象组成的全体。 更严格地说,“世界”还包含事件(当然“事件”也是可以被对象化的)以及组织这些对象和事件的建构规则。 大脑可以轻而易举地构造出一个“世界”,比如在梦里那样。 它可以想像在“生活的世界”里,半截放入水中的筷子是弯的,世界有着五彩缤纷的颜色。 它同时可以想像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那根筷子其实是直的,那个世界也不存在颜色,而只存在光波不同的频率:所谓颜色只是人脑对光波频率的一种主观映射。 它可以想像基督教世界中的最终审判,也可以想像佛教世界中的轮回。 如果不统一“我们目前的讨论是针对哪个世界的”,那讨论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

人类思维的极限之一:对象化的极限

通过我们以上的讨论,我们知道,至少在语言世界中,所有的客体都是对象。 数学作为科学的语言,它研究的是对象的量。 所有描述科学定律的方程,都是有关物理量关系的等式。 而其中所有的物理量都是关于某个对象的量(由几个对象组成的一组对象本身也可以被包装成一个对象)。

为了突破人类感官本身的限制,我们借助仪器,去对象化微观世界的粒子,去对象化裸眼无法分辨的遥远星体。 对于抽象的概念,我们甚至会构建更直观的对象去理解它:比如使用电场图来理解电场。 甚至“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对象,大脑甚至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置位它构造出的空间之中,而后者只不过是大脑中一部分神经元活动的结果:所以康德把空间对应于人的“外感官”。

但如果真的存在拒绝任何形式的对象化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就无法对其进行认识了呢? 比如,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关系,是否可能是一种对象化的限制呢?

我们很难想像,我们如何认识拒绝任何形式的对象化的客体。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目前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对其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们研究的是量的关系,而离开对象去谈量就没有意义。 下一章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探讨量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