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事件化、因果律和判断

前两章我们讨论了对象,包括感官世界中的对象和概念世界中的对象。 不管是对象化还是抽象化,我们还只涉及静态对象,对应于自然语言里的名词性成分。 而事件,在自然语言中的表示,就是一个起描述作用的陈述句:由一个动词和它所支配的对象组成。 除了起描述作用的陈述句,还有一种陈述句,是表判断作用的(在现代汉语里一般用“是”当动词)。

事件,从本质上来说,是人们为理解复杂世界的动态变化,所做的人为划分和简化。 而人类的逻辑倾向又要建立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因果律。

事件化倾向公理

虽然在本书中,我们先讨论对象再讨论事件,但这只是为了表达上的方便。 严格地遵从认知发生顺序原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只能在事件中认识感官世界中的对象, 虽然他认识事件时,意识的下属部门已经把对象包装了出来呈现给了意识。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事件虽然对应于物理世界中的实在,但我们对事件的划分具有人为的任意性。 我们打个比方:我们在看电影时,虽然思维关注的是一系列的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但电影本身,在拍摄完毕后,就被记忆介质里视听数据完全描述了。 从物理的角度来说,这些视听数据不过是一系列时间取样,在每个取样上有屏幕上每个像素的颜色信息,比如RGB的颜色值,和这个时刻的声音信息。 在这堆物理数据里,我们不会倾向说,那里存在事件,各事件存在或不存在因果关系,虽然其实我们所做的事件化和因果联系都被隐藏地包含在那堆数据里。 然电影在播放的时候,观众就会自发地对这些视听数据量进行对象化和事件化。 这同样适合于感知世界:感知世界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整体,任何一部分和其它部分都不可分割,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向前演化。 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更科学的视角:比如一个苹果虽然可以被当作一个对象,但是它仍然和周围的气体分子互相作用; 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往往比我们已知的因果联系复杂得多:很多实际中很重要的因素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比如以著名的蝴蝶效应。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平等地对待宇宙中每一个基本粒子,把整个宇宙作为一个整体。 当然,我们不倾向于这样思考。 即使是在计算机模拟中,我们也基本是以我们意识中的对象和事件为基础,来进行仿真和模拟:比如我们首先定义有多少对象,然后用微分方程来表示我们认为重要的、这些对象之间的动态交互,即事件。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人们并非不可理解整个世界里的对象一起向前发展,人们就不是一定要在整个世界的演进中划分事件。 但是,人类必然具有强烈的事件化倾向,因为每当我们使用一个起描述作用的简单句,我们就是在表达一个事件。 在语言学里,一个句子具体涉及到几个对象,是由动词的配价决定的:支配几个对象就是几价动词。 常见的动词,是从零价到三价的动词。 同一个动词在具体的应用中也可能改变配价,比如英语中有些动词可以及物(同时带主语时是两价)也可以不及物(同时带主语时是一价)。 一个动词如果同时带主语、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时,那它就是三价动词。

人类的事件化倾向,归根结底来自于人与外在世界交互的方式。 一个小孩儿,一出生就会和感官世界进行交互,比如他去触摸这个世界。 在这种交互中,小孩儿是主体,被触摸的对象是客体,而主客体方被触摸这个动作连结起来,一起形成了一个事件。 然后小孩儿把它种事件化的认知模式加以推广,让主语不只能是“我”,也可以是“你”或“他”,甚至可以是动物以至无机物。 在具体讨论这种推广以前,我们首先介绍几个重要的公理。

类比倾向公理

对于事件,比较倾向公理也适用:人类经常把不同的事件拿来比较。 这就是“类比倾向公理”。 具体来说,类比倾向公理有如下内涵:

  1. 我们经常倾向于认为两个很多方面相似的事件,在其它方面,或者更严格地说,对事件结果有影响的方面,也相似。 当两个事件的其它方面越类似,我们就更倾向相信类比结果的有效性。

  2. 如果在两个事件里,我们确认除了一个对结果有影响的要素之外,其它要素都相同,那我们则判定在两个事件里,这个要素也相同。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要素的不同对结果没有影响,与我们题设的“它对结果有影响”相矛盾。 所以在运用这种方法时,我们一定要确认,我们通过类比方法得出相等的那个要素,必须要对事件的结果有影响。 通过类比得到相等,是一种非常广泛、有效而精确的思维方法。

类推倾向公理

类推倾向公理是说:如果有很多具有相似结构的事件(或对象),都有某个特征、或某种可能特征,我们就倾向于这个(可能)特征推广到所有具有这个结构的事件(或对象)上去。 比如我们说有大的苹果、大的草莓、大的樱桃,等等,我们在语言上就有一种倾向,去把“大”这个形容词加到任意的名词前面,并把这当作一种潜在的可能。 比如我们在语言上完全可以说“大的香蕉”:事实上,虽然很多人没有见过,红香蕉确实是存在的。 但如果我们说一个“大的电子”,虽然它在语言的世界里存在,我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想像”,但它在目前已知的物理世界没有意义的:类推在这里失败了,至少在目前已知的物理世界里。

因为类推倾向,我们可以在具有同样结构的两个句子里,对同样位置的词进行置换,因为我们会倾向认为,这个词出现在这个句子的这个位置上,那它也可以出现在另一个具有这个结构的句子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比如我们面前有两个描述现实的句子:“一只白猫走过了马路”和“一只黑狗走进了屋子”。 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得出一个置换:“一只黑猫走过了马路”和“一只白狗走进了屋子”。 这两个句子和前两个句子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可是前两个句子表达的是现实中的事件,而后两个句子表达的是想像中的事件。

如前所述,类推是很难达到精确性的。 但它是一种很具启发性的思维方法。 比如,一个方法用在A系统中有效,我们就会试试这个方法是否在一个相似的系统B中有效。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科学研究中,这种思维都是有益的,虽然在科研成果的表述中,经常会用其它方法来回避这种思维。

当然,类推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精确性。 它达到精确性需要:1. 我们明确知道“类推”作用的类中的所有成员;2. 我们知道类推的那个结论对类中的所有成员都有效。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不称之为类推,而称之为穷举了。 但是,穷举本身,就是类推倾向公理和逻辑倾向公理同时作用得到的结果。 类推倾向试图扩充我们的“知识”(某种意义下的),而逻辑倾向公理要求保证这种扩充的精确性。 在穷举法生效的情况下,穷举就让它们同时被满足了。

切分与组合倾向公理

我们讨论过,人们对对象和事件的划分具有任意性。 所以,人们有一种倾向去把复杂的对象切分为几个子对象,把一个复杂的事件切分为几个子事件。 比如,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对象化为一个对象,也可以把他的手对象化为一个对象。 虽然说话的人也不精确地知道,他说的“手”,指的是从腕部的什么地方开始以下的部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手”进行对象化。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儿童漫画书里画的“天马”。 一个小孩儿可以毫不费力的理解它。 之所以如果,是因为这个小孩儿以前见过马和鸟(可以是动物、图片、视频等等)。 他即会把“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象化,也可以把“鸟的翅膀”作为一个整体来对象化。 比较倾向公理决定了,他们会在某时比较不同的“翅膀”并得到一个“翅膀”的抽象概念,同样他们也可以得到鸟和马的抽象概念。 切分倾向公理决定了,他会把“翅膀”这个概念从“鸟”这个概念里剥离出去, 而组合倾向公理决定了,他可以把“翅膀”这个概念组合到“马”这个概念上,得到了“天马”这个概念。 更复杂的例子包括“龙”和“麒麟”这些由多种动物身体的不同部位组合而成的整体概念。 组合本身甚至可以达到“扩充”的效果,比如《山海经》中的“九尾狐”,比如希腊神话中的“地狱三头犬”。 当然从本质上来讲,给“马”安上“翅膀”也是一种扩充,这和给“狐狸”再加八条“额外的尾巴”没有本质的区别。

逻辑倾向公理会引导我们不断的分割,直到最小,也会引导我们不断的组合,直到最大。 逻辑倾向之所以会引导我们去分割,是因为它想得到最简单、最纯粹的建构材料。 逻辑倾向之所以会引导我们去组合,是因为它想用最简单、最纯粹的材料,用精致的逻辑结构,建立起尽量大的、符合客观的系统。 这在逻辑上一般被称为分析和综合。 “分析和综合”是在“切分与组合”上加上逻辑结构产生的一种特殊情况。 比如用“切分和组合”去研究“天马”很自然,但用“分析和综合”去研究“天马”就很奇怪,因为童话的世界不需要加上严格的逻辑限制和物理限制: 向儿童去分析“马的生理构造决定了即使给它加上了翅膀,它也难以飞行”,是无趣的。

“组合”是一种建构方法,而“综合”是逻辑方法,他们在本质是不同的。 比如小孩儿经常觉得动画里A的能力很“厉害”,B的能力也很“厉害”,那它俩的能力放在一起应该更厉害。 这种思维的本质是,因为“A的能力+B的能力”和“A的厉害程度+B的厉害程度”有相同的结构,类推倾向公理就会让这个小孩儿倾向认为, 要达到“A的厉害程度+B的厉害程度”这个目的,可以试试用“A的能力+B的能力”这个方法。 这种思维其实在科研工作者里运用的也不少。 只是当人的逻辑思维更成熟时,他就有更强的逻辑倾向于检查“A的能力”和“B的能力”是否相容,也会去分析把这两个能力放在一起是否真的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其实比向儿童灌输我们的“逻辑思维观点”,更有趣的是让我们自己去理解“儿童的思维观点”。 一个小孩会自发地想像并且喜爱很多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这从他们喜欢儿童漫画就可以体现出来。 他见过长着翅膀的鸟儿,见过马和花儿,就可能会去想像带翅膀的马,甚至带翅膀的花儿,而不太关心那些东西是不是在逻辑上和物理上合理的。 他喜欢那些漫画中虚构的对象,比如长着翅膀的天马,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那种虚拟形象是符合他的思维方式的。 那里有鲜明的对象,有明确的组合,而且这种组合是对象之间的直接组合而不涉及更为抽象的概念:他把“马”和“翅膀”直接安到一些做一个整体的对象化,形成了“天马”。 这正是他那个年龄大脑最倾向做的事情。 在他稍大一些之后,逻辑思维才开始建立起来:他会不停地问“为什么”。 所以,人脑是先进行建构,再去分析建构出的对象是否符合逻辑,虽然逻辑的审美要求,也会或强或弱地对他究竟如何建构、或者如何改变建构产生影响。 即使逻辑的自洽性是那个建构的唯一要求,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的建构是逻辑自洽的:只有对建构(正确的)逻辑分析才能保证这一点。 所以作为建构目标的逻辑自洽要求与对逻辑自洽的检验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逻辑自洽要求仅仅是一个目标,在建构时我们真正使用的可能是“类比”、“类推”、“组合”这些方法,或者更加难以描述的“灵感”和“直觉”等。

在语言上,人们可以使用组合倾向去扩充句子:比如我们可以给一个名词加上很多形容词。 同样,我们也是先加上这些形容词,再分析它们和那个名词之间是否无矛盾,它们之间是否无矛盾。

有了以上我们讨论的公理,我们可以知道如下关于语言的事实。 “类推倾向公理”保证了给定一个句子,我们可以造出相同结构,但意义不同的句子。 “组合倾向公理”保证了我们可以对句子成份进行扩充。

事件化中主体类型的推广

现在我们回到关于事件化的讨论。 如前所述,一个婴儿最早进行的事件化,应该都是以“我”为主体的。 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地更远:在一个婴儿出生之前,它只可能感受到他作为主体的事件,因为他没有视觉。 在人的感官中,只有视觉,可以明确地向我们展示主体为不是“我”的事件,比如两个物体的碰撞。 其它的感觉,包括听觉、嗅觉、味觉和体感(包括触觉、压觉、温觉、痛觉和本体感觉),都只能感受到“我”参与其中的事件。 在其它动物那里,还有其它的可能,比如蝙蝠可以主动地发出超声波来探测周围的事物,它的大脑大概可以通过耳朵接收到的超声波来构建三维空间的“图象”吧。 但在很多低等运动那里,它们是无法感受除了以“我”为主体的任何事件的。

通过未出生婴儿的例子,我们可以确定,人首先认识的事件,都是以“我”为主体的。 婴儿在出生后开始认识其它种类的事件,我猜想是类推倾向的结果。 婴儿在刚刚睁开眼睛后,它眼前呈现的就是一个动态的世界。 这时的他,可能就是把整个世界的变化当成一个“连续体”:他看到了世界的变化,但很可能没对这些变化进行分析,包装成“事件”,更不清楚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众多等待他发掘的能力中,他最先学会的(甚至是先天就会的),一定是生存技能,比如吃奶:负责这些的可能主要不是意识,而是意识之下的某些下属部门。 在他吃饱喝足,开始平静地观察这个世界之后,逻辑倾向会让他要去尝试理解那个连续体。 他会通过五感,完成对周围物体的对象化。 最先被对象化的,应该是“妈妈”和“妈妈身上的某些器官”。 他感到了妈妈与自己的相似,比如我会动,妈妈也会动。 在类推倾向的作用下,他把“我做某件事”这个认识“事件的原型”,推广到“妈妈做某件事”,然后进而推广到“其他的人做某件事”、“动物做某件事”甚至“物体做某件事”。

这种猜想的另一个例证是泛灵论,或者叫万物有灵论。 泛灵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有灵魂、都是像人一样可以思考和获得经验的主体。 它在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中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虽然泛灵论经常作为迷信或宗教(比如神道教)出现,在我看来,它本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知基础。 这就是类推倾向在把主体类型从“我”推广到“物”时,原始人可能把“我的灵魂和认识”也一并推广了过去。 况且,古人对摩擦力和惯性缺乏理解,他们认为“我只有发力或运用能量才能运动”,所以他们看到太阳在运动,会觉得太阳自己在努力的运动,或者是神推着或拉着它运动。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太阳神就有七位;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四匹火马拉着的太阳车;在玛雅文明中,人们甚至要将尚冒着热气的心脏献给太阳神,以保证太阳正常运转。 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甚至提出了“儿童泛灵论”,认为儿童在早期发展的某些阶段也有泛灵论的特征:他认为儿童在早期发展的某些阶段,会倾向于把无机物看作有生命、有意识的东西。 文学中的“拟人”手法可能也是正是这种早期心理对后来人类思想的潜在影响。

想像中的事件、语言要素的自由组合

在语言上,一个小孩儿在在仅仅会说有限的几个词之后,就开始自发地对语言进行自由组合。 他们虽然也可以重复大人教他们说的话,但他们更喜欢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实际的诉求,也就是造句:创造一个他以前不一定听过的句子。 即使他听过那个句子,他一般也不是在背诵这个句子,而是他自己“创造”了这个句子,而这个句子恰好与以前他以前听过的那个句子一样,无论他记得还是不记得。 他当然不是胡乱创造,他会遵循语言的规律,这些规律并非传统语法,而是以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

语言要素的自由组合,在我们的体系下可以用类比倾向公理来解释。

现在我们回到事件化这个问题上来。

具体到事件化上,人们会把

判断

在上一章,我们讨论了逻辑倾向公理。 在那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逻辑本身的倾向,而没有涉及逻辑的实际作用对象:判断。 现在,我们就来讨论判断。

最简单的判断是直言判断:它断定思维对象的存在、具有的性质或者与其它对象的关系。 由直言判断组合,则可以生成复合判断,具体分为负判断(并非。。。)、联言判断(既。。。,又。。。)、假言判断(如果。。。,那么。。。;只有。。。,才。。。)和选言判断(不是。。。,就是。。。)。 在此之外,还有模态判断(表可能、必然、应该或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