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当代我们还需要哲学吗?

篇首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 现代化的工厂源源不断地为我们生产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 科学家和工程师通力合作,在几乎所有我们需要的方面,都孜孜不倦地进行研发,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产品的升级速度有时甚至可以超过人们的需求增长速度:当代人可能经常需要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像过去,科技发展需要努力地满足着人们的需要。 很多人类的“需求”,甚至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在一些产品发布之前,可能除了专家没有人觉得我们会需要它们,而当人们习惯于使用它们之后,却难以离开它们了。 最为宝贵的人类知识,可以非常廉价地、甚至免费地被获取。 整个社会犹如一个高速驶向未来的巨型机器,每个人在里面都是或大或小的零件。

我们同时又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 这台巨型机器被分成很多细部,几乎没有人了解它的全貌,也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究竟要驶向何处。 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几乎只能精通自己专业的领域,或者加上几个感兴趣的领域。 对于其他领域,人们经常不关心,甚至无力关心。 这机器虽然偶尔也会出些问题,但是不管哪里出了问题都有专家负责,其他人很难帮得上忙。 久而久之,很多人对其他领域都失去兴趣了。

当代人对外部世界的多样性无比感兴趣:很多人痴迷于旅行,他们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们尊重世界各地的灿烂文化。 现代科技帮助他们征服了高山,飞跃了重洋。 整个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人们的频繁交流互动是前人所无法想象的。 但是同时,各个学科之间却竖起了壁垒。 每个学科都有复杂的内容,让其他学科的人望而却步。 为了适应高速发展的时代,在每个学科的内部,大家也分工去研究不同的问题,把近期可期被解决的问题包装成一个个“课题”,然后去攻克这些课题。

人类向来喜欢解决问题,尤其是近期可期解决的问题,这无可厚非。 只是在过去,人们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无法快速地解决这么多问题而已。 人们之所有有了这种强大能力,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系统的、植根于科学的技术。 它是人类耕耘了几千年才获得的宝贵果实。 在世界各地色彩缤纷的文明里,只有近代欧洲摘得了这个果实。 虽然在古代,也有很多能工巧匠和精巧的发明,也会偶尔有一些片断化的“科学灵感闪现”,但这种“工程技术”不完全地、系统地植根于科学。 系统地植根于科学的技术,让近代欧洲文明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发展。 近代欧洲文明,也逼迫其他文明去效法它。 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文明,越来越趋于同质化。

然而,对于难以解决,或者可能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代人对其甚少感兴趣,甚至怀疑它们是否是真正的问题。 但是,可能所有除了当代人之外的人都不会这样想。 原始人明知他们永远无法完全地理解神,但他们对神顶礼膜拜。 习惯于高速发展的我们,可以静下来想一想,是否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不重要的问题呢? 倾向于藐视过去的人们可以说,当代人懂得了很多原始人不懂的知识,很多原始人认为重要的问题,甚至在提法上都有问题。 维特根斯坦甚至试图消解所有的哲学问题。

但是,在当代,至少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们之中甚至有在新时代里产生的新问题。 比如:

  • 科学的有效性来自哪里?

  • 科学是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科学是否有自己的界限?

  • 在科学之外,人们有无其他可能去获得确定性的知识?

  • 科学和数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比如物理学中的空间和数学中的空间说的是一个概念吗?

几百年前,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提问过: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 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 他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现代科学证明,康德的答案是有问题的,比如康德那个先天直观的时空无论如何不可能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里弯曲的时空。 他的很多概念在现代物理学的映衬下显得陈旧,比如物体的不可入性:那些他以为不可入的物体都可以轻易地被中微子穿透。 他的很多证明现在看来也不能称之为证明,比如在证明二律背反时没有给定任何已知条件,而随意地在论证中“隐性地”去使用一些条件。 但他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振聋发聩的,在20世纪仍然产生着强烈的回响。 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就是它竟然是可以被理解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尤金·维格纳也惊叹于“数学在自然科学中无理由的有效性”。 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归结于康德提出的“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一些复杂难解,但在当今也绝对重要、甚至变得更加重要的问题,以明确我们重建哲学的必要性。

问题 1: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有效性

自然哲学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解释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什么是有效的。 当然,数学家也致力解决数学基础的问题,科学家也致力于解决科学基础的问题。 但在“科学基础”和“数学基础”这些笼统概念下,有很多不同的,甚至不相干的指向。 “数学基础”的第一个涵义,是在中小学讲授的那种简单而基本的数学。 “数学基础”的第二个涵义,是数学家为数学本身找到他们希望稳固的基础(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决定了这只能是一种希望),比如策梅洛-弗兰克尔公理化集合论。 但即使在这个意义下,它也只是一种实践意义下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构出来丰富多彩的数学是稳固的,除非公理本身有问题,而这基本不可能发生。 为了这个目标,数学家会引入类似于正则公理那种通过人为限制避免悖论的公理,也会引入选择公理那种有时会推出违反直觉的结论的公理。 但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数学基础”: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 哲学意义上的“数学基础”需要解决的是,“数学”从根本是如何被从无到有发展出来的? 为什么不同的人可以同意同一段数学证明的有效性? 数学的无误差性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仅仅从经验里来,难道不是所有的经验都有误差吗? 就像以物理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那样? 比如,为什么对物理定律作数学推导不会引入新误差(虽然可能会放大或缩小原有的误差)? 如果数学本身会引入一丁点的误差,那经过多次数学推导后,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物理定律的解释力将大为降低,整个科学大厦的根基也将摇摇欲坠。

在当代,科学甚至成为了一种信念。 全球各地数量庞大的科研工作者,他们都相信,他们手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解决。 他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因为他们用这种方法在以前成功解决了无数的问题。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令人惊异的,因为他们的这个信念蕴含着另一个信念: 所有存在的都是可以被理性所理解的,不管它是遥远的星系,是神秘莫测的黑洞,是微小的基本粒子,还是复杂的社会现象: 因为不管是数学、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他们背后的基础都是理性,或者说是基于概念的分析与演绎。 虽然这正是黑格尔说的“存在即合理”的字面意思,虽然与他原本的、与绝对精神相关的本意并不一致。 理性并不先天的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存在的事物,我们也不知道世界上究竟存在多少事物,但是我们却坚信理性能解释所有存在的事物, 这种看似自大的信心从何而来? 在牛顿以前,没有任何人有这种信心,而在当今,我们却对它习以为常,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在支持这个信心,就像我们相信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一样。 可是,明天太阳连续升起的天数,远远小于一些在数论中使一些猜想不成立的最小的数。 而所有这些数论的结论、乃至所有数学结论、乃至所有科学结论,都支持着“所有存在的都是可以被理性所理解的”这一令人惊异的结论。 如果说科学结论都经过了事实的检验,那这一结论则经过了所有科学结论的检验。

如果你还不觉得惊异,就请这样思考一下。 按照现代物理学的观点,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的数目极为有限,我暂且把它们比作几种类型的积木。 用数学公式表达的物理规律决定了这些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方式,我暂且把它们比作积木之间被允许的组合方式。 我们把物理定律作用于基本粒子上,建构起了辉煌的物理大厦:这就正好比我们使用合适的积木,搭起了一个和真实世界无比相近的、由理性构建出的一个世界。 这个理性的世界其实非常抽象,因为它是建立在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之上的,然而如果它足够完美,它就可以与感官世界——一个不夹杂任何抽象因素的世界——精确地对应。 当然,用积木类比科学,乍看起来过于荒唐和随意,但这种类比恰恰会给我们揭示一些我们经常忽略的东西。 在导言里,我不打算使用更加严格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建构过程,那将是本书正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在牛顿的物理学里,研究一个“物体”的运动是非常的简单,而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基本粒子的运动又极为复杂。 可是那个“非常简单”的物体正是由大量“极为复杂”的粒子组成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研究清楚那些“极为复杂”的粒子就去研究那个“非常简单”的物体,是否不可思议呢? 当然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这是大量统计平均的结果,但是完全不懂现代物理学的中学生,仍然用牛顿力学解释着那个“非常简单”的物体的运动。 为什么这是可能的? 因为牛顿力学是在这个尺度上合理的建模方法。 那么,人又是如何进行建模的呢? 人们经常用具有连续结构的数学模型,比如微分方程,去建模现代物理学中具有离散结构的物理世界,这是如何可能的? 如果物理世界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连续性,那人人都可以在直观上理解的连续性这个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连续这个概念仍然有效吗? 人的理性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去把整体分解为部分,虽然事实这些部分可能比整体更加难以研究? 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是本书的重要内容。

问题2:科学是否有自己的界限

背负解释世界本质的哲学,在当代失灵了。 想了解世界的本质,现在大家更倾向于去问科学家。 科学能解答很多问题,但科学能解答的所有问题,都是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问题。 对于事物本身是什么,它们是无能为力的。 比如我们要认识一个桌子,我们称它为\(x\)。 通过科学,我们可以认识关于\(x\)的各种函数:比如\(s(x)\)可以代表\(x\)的形状, \(c(x)\)可以代表\(x\)的颜色或者在\(s(x)\)上的颜色分布,凡此种种。 但要说关于\(x\)本身,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科学的语言是数学,而数学不研究对象本身而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确切的说,归根结底都是对象的量之间的关系。 比如我们在写 \(x+x=2x\)时,我们的意思可以是一个桌子的长度加上另一个长度相等的桌子的长度是两倍它的长度, 可以是一个桌子的体积加上另一个体积相等的桌子的体积是两倍它的体积,但绝不是一个桌子加上它自身等于两倍的它自身。 如果\(x\)\(y\)代表桌子,而不代表任何和桌子有关的量, 那么\(x=y\)意味着两个桌子所有的性质都要相等,包括他们占据的空间,那\(x\)和y也必然是同一张桌子,\(x+y=2x\)也是无意义的。 所以一切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量,它们可以是标量、矢量甚至张量,但从来不是对象本身。 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在作为表象的世界里,物质的存在就在于它们的作用:用更为现代的语言来说,是桌子和其他物体之间的作用函数。 我们不能认识桌子本身,我们只能认识它看起来什么样(与我们之间的视觉作用),它摸起来什么样(与我们触觉之间的作用), 它闻起来怎么样(与我们嗅觉之间的作用),用仪器观测起来怎么样(桌子与仪器,以及仪器与我们之间的作用)。

科学对世界的解释是还原论的。 我们问桌子是什么,就可以把桌子切开看,最后得出桌子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分子/原子又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而基本粒子是什么,又很难说得清楚。 经过一系列的还原,我们还是找不到“桌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人说,“桌子是什么”这种问题本身可能就是无意义的,我们只要知道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就好了。 可是“桌子”除了物体又是一个概念,而问“一个概念是什么”不可能是无意义的。 本书要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有人说,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实际上的桌子,而不是你说的概念上的桌子。 那好,如果我们得到所有关于桌子与其他所有物体的作用函数,是不是我们就完全认识桌子了呢? 这听起来好像也可以接受。 但正如叔本华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把事物认为是与它有关所有作用的集合,直到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难道有人会认为,“我的存在就是我和周围所有事物的相互作用的总和吗”? 所以,至少在认识“我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科学失效了。

不仅如此,科学在对大到宇宙、小到基本粒子的无机世界做了充分研究之后,开始更多的关注生物和意识。 可是,如果我们想象,有一天科学完美地达到了他的目的,完全研究清楚了大脑和神经的一切机制, 我们就会突然发现,自然科学完美地完成了一套循环论证:它的起点是“我们意识到的事物”,终点是“我们如何可以意识到这些事物”。 这套循环认证体系,虽然在所有细节上都无可挑剔,但从总体上来看,却并不比“缸中之脑”有趣多少: 缸中之脑是被计算机操纵,而在这个完美的科学循环中,大脑是被自己操纵。

那除了“我是什么”这个问题,科学是否就都有效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已经讨论了几个这样的问题:科学的有效性来自哪里?数学的有效性来自哪里? 更进一步的,逻辑本身的有效性来自于哪里? 这些问题都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但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是重要的,那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是不重要的。

除了科学本质的问题和“我是什么”这种极度形而上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中间地带是我们尚未完全清楚应该怎样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加以研究的, 比如:善是什么?美是什么?艺术的客体是什么?

问题 3:科学在当前的绝对权威性是否可能有害

在当代,科学与技术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权威。 任何文明,如果不正视科学与技术的力量,将会被现代化的车轮远远甩在后面。 在经历了科技落后导致的血与泪后,几乎所有文明最终都选择了去尊重科学和技术。 这当然是好的:科学和技术不仅属于人类思维与实践的最高成果,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 如果研究一件事物,我们找到了适用于它的科学方法,那对这项研究而言,这就是无与伦比的幸事。

可是,虽然科学技术是非常好的方法,但它们不一定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如果在一个领域,科学没有达到完备,那来自其他方法的补充就经常是有益的。 这其实也出现在科学的内部:在一个严格模型诞生之前,我们经常使用唯象模型。 甚至有了严格模型后,如果它在实际使用上有所不便,我们还是常常会使用更为方便的唯象模型。

一个真正有科学思维的人,会在科学适用的范围内尊重科学,同时不会把它树立为独裁者,因为那在本质上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一个“独裁”的例子,就是否认已经被科学解决和近期可见可以被科学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认为谈论这些问题就是“不科学的”。 这种权威的乱用,还体现在,在当代汉语里,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不科学”,大家就会自然地认为这个东西“不正确”或者“不好”。 但这些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大众文化里科学的权威,导致了很多人纷纷把自己和科学绑定,以抬高自己的地位。 一些并非使用科学方法的研究领域拼命地给自己戴上一顶“科学”的帽子,然后又出来了很多“科学卫道士”,以真正的科学自居去把那些领域当成“伪科学”去攻击。 这都是大众文化中科学独裁的体现。

有独裁就会有反独裁,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反对科学的独裁(这种独裁本身就违反了科学的理念),就产生了反智主义;反对民主的独裁(这种独裁本身就违反了民主的理念),就产生了民粹主义。 反智主义倒不是否认科学的正确性,而只是单纯的不喜欢科学和理性。 为什么会如此? 人的思维中有很多不同的功能,而在科学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局限在我们认为绝对有效的那些部分上。 在思考和研究科学问题时,科学家们可以动用所有的思维功能,不必为自己设下任何的障碍。 但在他们得到一个观点后,就需要用科学的标准去判定得到的成果是否合理。 如果合理,他们需要用科学的标准去向其他人严密地解释这个成果。 科学知识的传播,需要尽可能的严密,去除一切在当时思考这个问题时采用的“可能性思维”,而全部转变成“确定性思维”。 科学陈述的顺序,甚至也常常和科学家当时思考的顺序相反,科学家最初想解决的问题往往在陈述的最后才出现。 很多拙劣教材,让学生们感到学到了最后也不知道这些知识是用来干嘛的,不理解为什么当初会有人搞出这样一门学问。 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在大众的眼里,科学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也可能是无法理解的。 科普和传记则有可能产生另一个效果,让大家感觉科学可能是异想天开的,甚至给他们一种动力去盲目创新。 当然在应用科学的领域,创新是极为重要的,但在逻辑、数学和理论科学里,创新并不是第一位的。 试想,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个绝对正确的知识(比如很多数学定理),我们对它创新,不是就得到了错误的知识?

而且,物理学家只能描述“物理世界是什么样的”或者“物理模型是什么样的”,因为“物理世界”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世界。 严格来说,他们并不关心“物理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更别说“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了。 虽然这个过程他需要使用数学,但大部分的物理学家也不关心“数学的本质是什么”。 其他的,比如“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至少在近期不太可能是物理学家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要去问语言学家吗? 语言学家,特别是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家,它们更关心语言的现象, 而基本不回答“语言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语言是如何产生的”这种问题,因为那似乎是在很长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仅如此,科学中必然有只描述、不定义的概念:比如能量是什么、质量是什么? 对这些东西,科学家也很难给出答案。 但这对哲学家就很有趣:当初科学家是怎么想出“能量”这个概念的呢? 他们是如何向自己确认这个概念的正当性的呢? 他们又是如何向其他科学家介绍“能量”这个概念并让他们信服的呢? 哲学完全可以研究这个“科学家们的研究过程”本身。 虽然这样把“科学家们的研究过程”看成研究客体看起来有些对科学家不敬,但哲学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行为”和“自己思维的思维过程”当成研究客体,所以哲学研究对待所有的人其实是一视同仁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对象或事件不可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而且,科学家也不一定真正准备好了去回答“世界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科学家确定知道的只是以数学形式表示的科学定律和科学里的各种实验结果。 有天赋的科学家当然有很好的直觉,但他不能完全相信直觉:他需要数学推导,也需要实验验证。 他可能也不擅于正确地以日常语言描述或者概括他的科学工作。

例1、光的波粒二象性

长久以来,很多科学家都说“光既是波也是粒子”。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光在传播时遵循波动方程,类似于宏观世界里的波;光在与物体相互作用时,又类似于宏观世界里的粒子。 但是,因为某个东西有些方面像A,另一些方面像B,那它就既是A又是B了? 那按同样的逻辑,是否可以说,骡子有些方面像马,另一些方面像驴,所以“骡子既是马又是驴呢”? 如果一个人这样说,是不是甚至会被一个农民嘲笑呢? 为什么使用同样逻辑的“光既是波也是粒子”却很少有人质疑呢? 这一方面是对那几个概念的不熟悉,分散了注意力,另一方面,就是人们对科学权威的崇拜,以为它那里不可能有问题。 所以,物理学家在进行真正意义的物理研究时,他们运用着科学的精神,但他在尝试用自然语言表达时,就有可能犯语言或者逻辑错误而不自知。 物理学家当然知道他说的“光既是波又是粒子”究竟是什么意思,但这个语言的误用,向学生和大众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些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可能花很长时间去思考,白白费了很多脑力也没有理解: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把物理学家犯的语言错误当成了物理世界的本质去理解了。 运用我们后面将引入的概念,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直观”这个“既是粒子又是波的东西”。

例2、“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

物理学家在捍卫“日心说”时,他们真正要说的是,以太阳为原点,以指向任一恒星的直线为坐标轴,可以建立起来一个非常令他们满意的惯性参照系, 而在一个惯性参照系里,物理规则可以用简洁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 这和“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它显然不是说,太阳是宇宙的质量中心,也不是说,太阳是宇宙的几何中心,如果宇宙是有限的话。 那它到底是什么意义下宇宙的中心? 难道是“方便的意义”下的? 物理学家是不是又犯语言错误了? 事实上,以地球为中心,从理论上来说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只需做一个坐标变换就可以得到以地球为中心的坐标系下的物理定律, 只是这个坐标变换比较复杂:它不仅需要平移和旋转,它还是时变的。 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观察万物,使用的是一个比“地心说”更为“狭隘”的坐标系。 但这正是对我们日常生活而言最简单的坐标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物理学家们认为,对于他的研究来说最方便的坐标系的原点就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凭什么不可以说,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最方便的坐标系的原点(我们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

例3、大爆炸理论

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是“大爆炸理论”。 有些物理学家说:大爆炸之前是不能问的,因为它定义了时间的开始。 对此,很多人都感到惊愕,这些物理学家表现的又极像“独裁者”。 物理学家其实至多可以说:在我用来描述现今宇宙的模型里有一个奇点,而在这个模型里,这个奇点也定义了当前这个世界时间的起点;在我这个模型里,奇点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是无法从后面的事件推测出来的。 这当然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奇点可能隔绝了现代时空的“前时空”,甚至奇点外面也不一定空空如也:难道有任何理由阻止我们把这个时空内嵌到一个更大的、甚至是更高维的时空里去? 科学家要严谨的表达他自己的理论这很好,可是他使用的自然语言却是极为不严谨的,他甚至为了科学的严谨牺牲了更高的哲学上和逻辑学上的严谨。 但是为什么科学家会犯错误呢? 因为他其实不了解“世界”有很多的指向,他描述的那个“世界”只是指向他的大爆炸模型。 除此之外,“世界”还可以有很多指向。 甚至连“物理世界”也可以包含很多指向:他所描述的“世界”只是在所有的“物理世界”里,在他关心的时空范围里,符合大爆炸模型的“最小”的世界。 他选择去描述这个“最小世界”,那仅仅是他个人的审美偏好,正像“奥卡姆剃刀原理”,严格来说其实不是原理,只是一种逻辑的审美倾向。 物理学家可以选择去剔除他觉得冗余无用的东西,但如果他强行把他的审美趣味强加在其他人身上,却并没有正当性, 因为那些人的关注点和他不一定一样,人家想知道的“世界的本质”说不定更多的是被他剔除的细节,因为他剔除的细节只是在他所关注的物理问题上无用的细节。 我们可以用芝诺悖论里的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问题作个比照。 芝诺争辩说,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因为在他建构了一个无限的步骤,而且在这个无限的步骤里,阿基里斯都没有追上乌龟。 用现代数学的眼光来看,这个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它只是一个等比数列的收敛问题:比如无穷级数\(\displaystyle \sum_{i=0}^\infty \frac{1}{2^i}\)虽然是无穷个项相加,但结果却不是无穷而是2这个实数。 但试想,如果存在一种生物,他们对时间的感觉是指数非线性的,更具体的来说,我们感觉的时间(\(t\))和他们感觉的时间(\(T\))之间有如下的映射\(T(t)\)

\[T(1)=1,\, T\left(1+\frac{1}{2}\right)=2,\, T\left(1+\frac{1}{2}+\frac{1}{4}\right)=3,\, \ldots\]

或者我们不纠结于严格与芝诺悖论相一致,定义

\[T=\frac{1}{2-t},\]

那样的话,我们时间体系中的2就是他们时间体系中的无穷。 他们那个世界中的物理学家也完全可以说:“我们世界中2所代表的时间是达不到的,问2代表的时间是什么,或是2之后的时间是什么, 都是没有意义的:你甚至根本就不能问这样的问题。” 这个虚拟世界中严谨的物理学家说得完全没有问题,但他的视野过于局限于他那个世界,他那个模型。 而我们是如此的幸运,因为我们的理智具有超越的本质:它可以超越三维空间,它甚至可以研究无穷维空间。 有人想把自己的思考专注在他目前可以严格分析的事物上,这没什么问题; 但同时,有人想知道在这些事情之外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这同样也没什么问题。

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一个人不可能对科学和逻辑一点都不喜欢,就好像没有人对一段优美的音乐完全无动于衷。 但一个人最终有多喜欢科学和逻辑,则是由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决定的。 是的,也包含科学家。 逻辑的本质是审美:它引导人们去建立符合它的审美要求的系统,同时引导人们去喜爱符合它的审美要求的系统。 一个小孩儿生下来不懂逻辑定律,大部分文明也没有发展出逻辑学。 但小孩儿生下来就会评判,这个说法比那个更好;古人即使相信迷信,也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形式上更有逻辑的迷信系统。 这只是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天生如此。 这天生的审美趣味是我们后来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 为什么两个科学家在单纯讨论问题时,他们会觉得一个比另一个更好? 那是一种直觉上的审美,当然它的结果不一定对,最终需要科学的检验。 这种直觉的审美也会在后天得到训练。 欧氏几何的严密性在近代以前都是科学家审美的典范,但还是有人觉得它可以更美,他们尝试去改变第五公设来产生新的可能。 爱因斯坦不喜欢量子力学,也并不是因为他无法逻辑地理解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而是因为他们的那种解释不符合爱因斯坦的审美。 数学史上这种事情则更多,比如克罗内克与康托尔的对立,希尔伯特与布劳威尔的对立,甚至更古老的毕达哥拉斯与希帕索斯的对立。 这些都不是在逻辑本身上的对立,更不是私人恩怨的对立,而直接是审美上的对立。 而我们的教育可能太强调逻辑,太强调科学的传播规范,而忽视了很多其他方面有价值的东西。 要我说,一个人如果足够聪明,只要他肯下功夫,他可以用逻辑理解任何一门学问。 但是如果他仅仅能通过逻辑来理解这门学问,那就是他在这门学问上没有天赋的表现。 如果我们仅仅学会如何接受和传播知识,片面强调在其中所用的思维工具的重要性,放弃甚至拒绝其他的思维工具,那是十分可悲的:那个头脑成了一个独裁专制的场所。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展示人们在从事不同思维活动时,比如科学、工程、人文、艺术等,他们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仅此之间并非势同水火,而是有着非常相似的来源,但又各有各的长处。 如果我们让它们通力合作,各得其所,把它们全部的潜能都激发出来,那岂不更好? 我们崇拜天才的天赋,不管他们是科学家,运动员,还是音乐家。 但天赋究竟是什么? 逻辑当然也是一种天赋,但它只是天赋中的一种,那其他方面的天赋到底是什么? 我们那么崇拜它,它必然也是有价值的吧?

如果逻辑归根结底是一种审美,那么以审美为目标的艺术和美学,是否应该有和逻辑一样的地位? 甚至伦理学,它的目标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善恶,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审美,是否应该和逻辑一样的地位? 如果不看他们的研究产出成果,只看他们本身的重要性,我想它们最起码应该有相似的地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善和美的重要性就经常超过了真。 如果仅仅因为它们其中的一员,在目前成果丰硕,就把它放在远远高于其他成员的位置,并不十分合理。 这甚至会导致很多问题。 比如,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来,艺术很难有娱乐和宣传之外的功能。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科学工具,比如博弈论,去研究伦理问题:但伦理问题有没有更深刻的本质呢?

虽然运用理性的方法可以研究很多问题,但在不同的问题里,理性的地位并不相同。 在逻辑和数学里,理性有绝对的权威。 在自然科学里,它的权威就不绝对了:和它平分权威的是实验和观测。 在其他很多情况中,它甚至没有权威。 比如一个人可以运用理性进行思考:我为什么喜欢吃苹果? 他可以说,因为它是甜的。 他可以进一步问:那梨子也是甜的,我为什么不喜欢吃? 然后他可以进一步加入苹果的其他性质。 但不管如何,在“喜欢吃苹果”这个问题上,味觉(广义的,包括嗅觉以及大脑的综合功能)是第一位的,理性只能在其之下。 它虽然可以附会出很多理由,但那都是第二位的。 这并不是说明他们不重要,通过他们对味道的研究,人们可以创造出更多花样的菜式。 但最终那个菜到底好不好吃,还是味觉说得算。 相似的,在艺术的研究里,没有逻辑和数学里那种不可以打破的规律:不可打破的只有审美。 需要注意的是审美不可以被打破,但审美品味可以发展。 比如,小孩子生下来就喜欢吃甜的;成人的口味更为复杂,他们可能会喜欢吃麻的、辣的和苦的:但他们不会否认甜的是好吃的,只是单纯的甜味缺乏层次和复杂性,所以这是口味的发展而不是打破在所有的口味。 与此类似的,20世纪的先锋艺术也是一种“获得性的品味”(acquired taste),比如一个有真正音乐品味的人,不会因为喜欢上了勋伯格和梅西安的现代古典音乐,就去说之前的音乐都是不美的。

更本质地来说,在一个判断中,哪种思维有更高的地位,来自于问题本身的性质,而不是来自思维方式本身的高低贵贱。 理性思维并不比其他的思维形式高级,它显得高级只是因为学者提出的大都是理性的问题,他们用理性的方式得出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又催化了很多其他领域的发展。 而对于这些理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高裁判当然也是理性)。 其他的问题,比如“苹果为什么好吃”,“音乐为什么好听“,他们不是理性的问题,理性也不可能成为最高裁判,而最多只能是一种可以使用的工具。 如果理性或者科学成为了独裁者,反而会妨碍这些领域的发展。

问题 4:哲学重建的必要性

真正的科学,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占星术和炼金术不是科学,但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与科学思想相互作用,最终发展出了天文学和化学。 然而,科学系统虽然开放,但它的准入规则却很严格:它要求可以证明学科方法得出结论是正确的,或者在极大概率下是正确的。

哲学却恰恰相反,它对一切未知的事物感兴趣,当一个领域有了确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后,哲学对这个领域反而就没有兴趣了。 当越来越多的领域加入了科学的阵营,哲学则面对着困境:剩下的问题越来越少,而这些问题连是否能够被解决也是未知之数。 更被动的是,在科学的蓬勃发展下,发生了知识爆炸和学科细分,哲学家想概观一下科学的整体发展状况都变得困难。 在20世纪,甚至一些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都是“反哲学”的,比如维特根斯坦,这更令哲学陷入了尴尬。 现在风行的科学评价体系,也让哲学家比以往难以静心研究奥林匹斯之巅的那几个问题。 在科学技术风驰电掣的发展面前,哲学显得难以适应。

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挟持性的功能,特别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 所有的文明都被迫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位,不管它们开始时愿不愿意。 所有的文明都开始扩大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被迫污染环境、被迫淡化他们看重的一些传统。 现在我们又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除了这种科技文化,有哪个文化是不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即使有,它的潜在破坏力也没有这么大。 与此同时,其他的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也被自然科学技术挟持上了它们的轨道。 想要发展,这些学科也必须要开始使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类似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 这对这些学科的长期发展可能是不利的。

其实从更长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其实是一对好搭档。 哲学向科学提供着方法,科学向哲学提供着材料。 没有科学发展的启发,我们不可能提出“科学为什么是有效的”甚至“人利用理性认识世界为什么可以达到如此的高度”这种问题: 一个原始人,没有见过科学技术发展的实例,他也无法想象运用理性,他可以如此深刻地认识世界:他可能甚至认为那是一种虚妄。 没有技术的启发,我们也很难对大脑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 笛卡尔那个年代的哲学家开始关注认识论问题,与当时解剖学等学科的发展不无关系。 在现在,任何有思辩思维的人面对计算机都会问:人脑和计算机有什么区别?计算机会超越人脑吗?

但如今,哲学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哲学和科学的可协调性。 按理说,科学的产生本就是哲学的功劳,所以看到科学蓬勃发展,哲学本应该高兴才是。 事实却越来越不是这样,因为科学的发展给哲学本身带来了困惑:哲学家不知道如何把科学很好的容纳到他们的哲学框架里了。 哲学家不必用他的哲学解释一切的科学现象,因为如果科学能提供解释,那是最好不过了:再加上一个哲学的解释是狗尾续貂。 但哲学家需要解释,科学和数学的界限是什么,科学和数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总之,是提供一个理解世界的框架,其中科学和数学都被摆在正确的位置, 除此之外还需要提供类似道德和艺术这些人类精神其他领域内容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对整个世界框架的统一解释。 当然,其实不仅哲学家不知道,科学家目前也不知道:他们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解释无法达成一致, 他们不知道数学在物理研究中究竟为何有效,他们也不知道人类构建数学和物理学的更深层次的基础是什么:人们从根本上是如何想出来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如何找到的解决方法的, 以及这些方法为什么有效,包括为什么研究者本人会认可它有效,以及其他人为何会认可他的研究结论:人的大脑是怎样判定一个理论是有效的? 但科学家不知道这些这些问题,无伤大雅,因为他们真正关注的是他们本学科内的问题,是物理规律和数学规律本身,而不是它们的意义和来源,或它们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他们明确地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是有意义的: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内,他们即使没有找到终极的标准,也非常接近终极的标准。 对哲学家则不同:作为一个现代的哲学框架,如果对科学本身的合理性以及不同门类学科之间的关系,都不能提供解释,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信服的。 这样一个框架不能容纳人类在知识和智慧上最高的、最广泛的成就,就只能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仅由“奇怪问题”组成的框架,看起来不甚美观,也让人提不起兴趣, 除非他对这些“奇怪问题”本身有兴趣,或者对哲学的思维方式本身有偏好。

当代的我们,有着前人无法拥有的宝贵资源。 现代物理学、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等领域的成果,都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们未必知道一个合理的体系是什么样的,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个合理的体系一定不可能是某些样子的。 比如,康德的先验感性论中的时空观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相冲突。 但是,它却不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上,它是人类思想史里不可多得的成果。 它可能仅仅是被摆错了位置: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将仍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这并不是说互相矛盾的两个东西都是正确的,而是说,康德讲的时空和爱因斯坦讲的时空,虽然用的是同一个词,但所指的不是一个东西:它们指向的甚至是不同的世界。 康德以为他说的时空是唯一的时空,这是他的错误,他把牛顿物理学的时空观看的太过于想当然。 但这不妨碍他建立起的那个时空依然有价值。 对此我们将在后文探讨。 我们可以想象,康德如果可以活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被完整的建立起来的时代,他会有多激动: 他不但可以明白很多以前百思不得其解,或者无法知道确定答案的问题, 而且得到了很多新的思维素材。

是的,哲学缺乏一个合理的框架,所以我们需要重构哲学,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叔本华说:“哲学是长着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不同的语言”。 这对哲学的传承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把这些学说放在一起学习,虽然五光十色且别有风趣,但同时也过于驳杂而不成系统。 而且古人肯定会被年代所限,他们的学说里会有很多现在看起来明显不合理的东西。 何况很多哲学家的著作还晦涩难懂,再夹杂很多错误:这不仅可能使有些人望洋兴叹,而且可能使有些人陷入到本可以避免的错误观念里。 科学则不一样,科学的传承体系里系统地、逻辑地呈现了在现在看来历史上所有合理的结论;至于那些古代科学家犯的错误,则只会出现在科学史研究或者科学家轶事里。 如果我们能为哲学构筑一个类似的框架,就最好不过了。

所以,重建哲学是十分必要的。 在新的哲学框架内,我们必须给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以合理的地位,同时也要给其他领域,比如道德、艺术和情感,以合理的地位。 我们不仅要给理性以合理的地位,也要给传统上被称为“非理性”的思维方法以合理的地位。 总而言之,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应该有其合适的地位。 我们要使用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对整个哲学框架加以解释。 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重新焕发出生机,再次和科学一起推动人类的发展。

笛卡尔的启示

人类第一次得到系统的理性知识,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 它在之后的千年都是一支独秀。 后来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找到了另一种方法:他们把理性和实验相结合,发展出了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自然科学模式以及工程学模式。

但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发展起来之后,那个纯粹客观的物理世界崩坍了。 人的观测在物理系统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必然要问,我们的认知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科学当然是关心这种问题的,认知科学也发展起来。 但大脑是如此的复杂,我们甚至不知道一个简单的概念是如何在大脑中形成和存储的。 与此相关的科研工作者也基本相信,我们想从科学的角度弄明白大脑的运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认知科学这个宏大的目标值得敬佩,但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这个目标毫无疑问需要以大规模计算为基础的。 人脑由以百亿计的细胞组成,对它们的全体进行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人们很自然的想到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如果一个小部分负责一个确定的功能,研究起来就会容易的许多。 但事与愿违,大脑似乎不是那样构成的,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哪怕一个简单的概念,大脑究竟存储在哪里。 有可能,连一个简单的概念,比如一个苹果,在大脑中都是以分布式的形式进行存储,这令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变得非常困难。

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其实是有其他方法的。 我们可以直接的从宏观上进行把握,而不是非要以微观为基础去理解宏观。 这就像我们要理解一个宏观物体,不一定非要先理解微观粒子的运动,再把所有的粒子一起考虑。 从神经元出发去理解大脑,就有些类似于从微观粒子出发去理解一个牛顿力学的物理。 在历史上,我们在建立量子力学之前几百年就建立了牛顿力学,我们为什么不在认识上进行同样的工作?

你可以会问,这听起来倒还是不错,但这真是可能的吗? 我的答案是,当然可能,否则连认识科学这门学科都不会存在! 比如,我们之所以在大脑里寻找概念,是因为我们确定在大脑里确实存在概念这种东西,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存在,分布的也好,集中的也好,它一定存在! 但这个东西,并不为任何的物理实验所证明,因为物理实验一直没有找到它。 可是我们确定这个东西一定存在,这本身就超越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 对比一下,现有的解剖学没有向我们显示出中医讲的经络,经络就被很多人说成是伪科学,或者至少被很多人怀疑。 那为什么解剖学或者其他相关科学没有向我们显示出概念是如何形成和存储,我们为何不同样把“概念”这个概念说成是”伪科学“的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真实体验到了它的存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它,没有它甚至连科学都不可能出现,更别说伪科学这个概念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 概念的存在是每个人都认同的,或者说它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公理(虽然在本书的体系中,它是其他公理作用的结果),不需要实验来支撑,虽然有科学理论和实验证明,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它是怎样存在的。

但这种公理既不同于几何学的公理,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公理”,然而,它并非是一种“全新”的公理。 它很类似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如果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笛卡尔有一个“我在”公理,而“我思故我在”或者更严格的“我疑故我在”则是对这个公理的一种论证(因为我在怀疑,所以发生怀疑这个活动的这个主体必然存在)。

笛卡尔那个时代很多的思想,都成了后来人类很多辉煌成果的基础。 笛卡尔的工作也让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比如哲学整体的认识论转向、主客体二元论、对主体的关注(比如叔本华的唯我主义)和对什么是“在”这个问题的关注(比如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

但本书对笛卡尔精神的继承非常不同于以上的这些工作。 本书继承的是笛卡尔的“公理化方法”:对认知的公理化。 本书将表明,认知公理还有很多,而且在本书里,“我在”公理虽然重要,但它不占有中心地位: 相比类似对“我”和“在”这种抽象概念的思辩,本书更关心解释认知的实际发生过程,更关注得到确定性的知识。 当然我们不否定思辩在哲学中的重要性,但如我们将指出的那样,不同哲学家对同一个词的分歧,可能不仅仅是定义不同的问题:因为哲学对考察的对象经常不加以限制,那同一个词甚至可以指向不同的“世界”。 这里不同的“世界”可不是指量子多世界理论。 我们指的是由不同性质的客体组成的世界,比如“数学世界”、“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等等。 我们的大脑事实上是如此地善于构建出不同的世界,比如我们做梦时那个“虚构的世界”和童话里的“想象世界”。 把不同世界中的东压缩到一起,会产生很多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晦涩难懂的概念:对这些模糊概念的讨论经常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辩,往往也得不出任何真正有效的结论。 这往往耗费了哲学家大量的精力,也经常导致大众和科学家对哲学产生反感。

在“存在性”公理以外,本书引入了一种新形式的公理:“倾向性公理”,比如“比较倾向公理”。 比如“比较倾向公理”说的是,对于不同的对象,人有把它们进行比较的倾向。 “比较倾向公理”并不是说人们一定要无时无刻地对它们进行比较,只是说有比较的倾向,经常不自觉地对它们进行比较,而且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最终一定会对其比较:否则一个如果永远不对对象进行相互比较,他就永远不会把相似的对象归为一类,赋予其概念。因为“概念存在”是我们的共识(可以当作一个公理),那人们就必然会有“比较倾向”。

以这种形式的公理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在宏观的意义下建立关于认知的知识,进而重建哲学。 我们希望用公理化方法建立起的哲学是稳固的:即使科学发展了,它还是成立的,虽然未来的人对他的解读可能不同,比如在牛顿力学那里发生的情况。 我们即使不能构建出认知的全部细节,也可以搭建一个认知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里,包含不同意义的世界:人类的各种认识和思维功能都被放在适合它们的位置,以最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所以本书是关于哲学的而不仅仅是关于科学的:我们自己不做物理实验而做思想实验,但我们吸纳一切科学得到的确定性结论。 我们也不避免去讨论认知科学尚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的体系来解释大概发生了什么;对解释不清的地方,我们对一切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 当然,如果我们的体系有问题,我们也乐于修改这个体系甚至摒弃它。 体系化对我来说从来不是第一位的。 对我来说更高的原则是:对于确定的东西,接受它;对于不确定的东西,保持开放的态度。 本书的内容,我思考了20年左右,但最终体系化,只是几个月前的事情。 找到了“倾向性公理”的支点,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我以前的思考成果放置到了一个公理化的体系内。 对于最终竟能达到体系化,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己都觉得惊异。 所以我自认为这些结论是值得向大家分享的。

为了让更多思考类似问题的人看到,我决定将这本书放在我的主页上,并且尝试尽量以易懂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我希望所有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人,不管是学者还是爱好者,都能从这本书里得到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希望通过我的哲学框架,能让不同领域的人更好地理解对方。 我希望这种哲学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也可以成为科学的伙伴,甚至对未来有所启迪,让哲学的思考产生思辩以外的价值,就像在几百年前那样。

为了说明本书公理体系的普适性,本书会使用大量不同学科的概念和名词。 为了避免过于臃肿,如果它们仅仅作为例子出现而不是讨论的主要内容,我仅给出相关词条在一些百科网站的链接。 读者如有兴趣,可访问链接来获得更多的具体细节。

虽然我会尽量以易懂的方法把本书的内容写出来,但我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这是因为,本书有着几条互相交叉的主要脉络:我们不但要详细阐述各个公理,而且要一步一步的阐述人的认识过程,要揭示大脑的逻辑结构和功能,要解释语言的发生过程,等等。 而这些脉络又要互相印证才能讲清楚。 为此,本书在具体讨论每一条脉络之前,先给出了一个总述来方便读者理解本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 为了方便阅读,我也会尽量给出到对应章节的链接。 但如果读者想更好地理解本书,我还是建议把这本书读两遍,就像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前言里建议的那样。